《参考消息》从"内部刊物"到公开发行

《参考消息》从"内部刊物"到公开发行

时间:2020-03-23 14:09 作者:admin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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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消息》从"内部刊物"到公开发行 11/27/2007/09:20 华夏经纬网

  2007年3月1日,是《参考消息》报问世50周年的日子。《参考消息》是在批判斯大林、破除僵化思想的背景下于1957年诞生的,是一项打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新政”。50年来,它一直以“教育人民”为宗旨,以刊登外国和台、港、澳地区的通讯社、报刊等媒体上的材料为内容,从而保持了毛泽东当年说的“天下独一无二的报纸”的地位,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小小的构件。

  当然,50年来,《参考消息》报不是一成不变的。老读者一眼就能看出,它的篇幅从四开四版增加到四开八版,每周还要增加出版“专刊”、“副刊”、“特刊”各一次,每刊都是八版,其余时间还有“地方参考版”,俨然是一份有相当厚度的报纸,而不再是“小报”了。进入21世纪,它更从原来新华社参考材料编辑部(简称“参编部”)分离出来,成立了独立的参考消息报社。

  其实,它的最大变化,从报纸性质来说,是从“内部刊物”变成公开发行,报纸刊头下的4个小字“内部刊物”悄然消失了,读者可以在全国各地报摊上以低廉的价格买到它。这向世人展示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信息的开放程度大大增加。30多年前,周恩来在向法国总统德斯坦介绍发行《参考消息》的意义时说,“中国人不怕资本主义思想(宣传)”,确实如此。

  这个变化不是一朝一夕就出现的。它和中国其他改革开放措施一样,都是渐进的,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参考消息》在开始这个过程时,笔者恰好在新华社的参考材料编辑部工作,亲历了其间的一些变化。现在,笔者把改革开放初期它从“内部刊物”变成公开发行过程中一些有趣的故事回忆出来并告诉读者,对关心和想了解它的人,或许是一件有益的事。

  《参考消息》发行的黄金时期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一段时间,是《参考消息》发行的黄金时期,1979年达到900多万份,不仅在中国报纸的发行量中独占鳌头,就是在世界报纸的发行量中也是前几名。出现这种情况,可以说有多种原因。

  第一个原因,应该归之于20世纪70年代中央调整对外策略。为让全国人民了解时代形势,毛泽东下令扩大《参考消息》的阅读范围,打破当时只允许中层干部以上和一定范围的知识界的订阅限制,要求全国共产党的每个支部,包括工、农、兵、学、商等各条战线,都要有一份《参考消息》。这样一来,《参考消息》的发行量便从长期的几十万份一下子升到百万份。

  第二个原因,是《参考消息》在“文化大革命”中做了好事,时间刚过不久,读者还没有遗忘。特别是《参考消息》的阅读范围扩大到基层后,初次接触到它的读者,看到了它的大量独有报道是其他媒体上没有的。这其中尤其令人难忘的报道至少有两回:一回是《参考消息》刊登的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同毛泽东、周恩来的6篇访谈录;一回是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后,《参考消息》一连20多天每天用两三个整版篇幅刊登国外有关的反应,与当时被“四人帮”控制的其他国内报纸大不相同。

  第三个原因,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大规模落实干部政策。“文化大革命”前的《参考消息》,它的读者是“限制性”的,对行政级别、职业性质都有规定,能够阅读《参考消息》,代表此人的一种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文化大革命”中不知有多少干部、知识分子在“革命”和“专政”的口号下被取消了《参考消息》的阅读资格,我自己就是其中之一,直到林彪事件后才得以恢复。“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落实干部政策,被取消阅读《参考消息》资格的干部纷纷要求恢复阅读资格,甚至把能否阅读《参考消息》当成衡量干部政策是否完全落实的标志之一。那时参编部每天不知要收到多少来信,要求帮助解决这个问题。过去《参考消息》一般都是邮局送到订户所在单位,由收发室分发,叫做“集订集送”,“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由于各种变化,读者纷纷要求邮局直接送到户。这些都迫使参编部和邮局打交道,替读者呼吁争取。

  第四个原因,是当时发生的和我国有关的几件大事,吸引着读者想从《参考消息》上得到更多的消息,这就是中美正式建交、邓小平访美和对越南的自卫反击战。尤其是后者,当时中央作出了一个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每日战报,新华社不作公开报道,而由《参考消息》独家公布,只有《参考消息》的读者才能了解每日战况。

  上述四个原因,又可以归结为两方面,即行政力量对报纸发行量的影响和《参考消息》本身确有独家报道的优势。这两个方面,对于《参考消息》的发行量能够攀上巅峰大概有密切关系。

  突破做《参考资料》“摘要版”的传统

  1980年,我被调到参考材料编辑部的领导岗位。当时参编部主管的刊物有10多种,《参考消息》是其中之一,当然是发行量最大的。在部领导的分工上,我除原管的值班室工作外,部主任陈理昂要我兼管《参考消息》。他说服我的理由,是我有曾经在报纸工作的经历。按照“首先为中央服务”的方针,在众多刊物中,无论如何,《参考消息》的工作排不上第一位。当时,《参考消息》的发行量已经开始出现下滑趋势,而且一掉就是百万份。这当然是一件大事,参编部领导班子着急,社党组也专门为此开了会。对于读者希望从《参考消息》上多看到一些有关外国人看中国的信息,上下都持审慎态度。当时参编部的领导班子对发行量下滑情况的认识,偏重于新出现的报刊市场竞争,希望《参考消息》能适应市场竞争,改进自己的编辑工作和发行工作。《参考消息》编辑组的同志大体也是这种认识。因此,编辑们一门心思在编辑方面下工夫,力求打破现状,制止发行量下滑。

  《参考消息》的现状是什么?从工作方法和材料来源两个方面来说,从1957年《参考消息》报问世开始,它就是从《参考资料》(参编部的主要产品,只供党和国家高级干部及有关单位阅读)中选材。形象地说,《参考消息》是《参考资料》的“摘要版”,《参考消息》的编辑工作是《参考资料》的深加工工作。从信息管理的角度来说,就是《参考消息》读者所能知道的信息,必须局限于中央已经知道的信息范围内,超前知道是不允许的。打破现状,就是打破从《参考资料》中选材的局限。

  《参考消息》刊登《参考资料》以外的材料,在粉碎“四人帮”以前只有极少数几次。譬如:1965年印度尼西亚发生屠杀印尼共产党的政变时,配合发表了1927年中国国民党“清共”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教训的文章;1969年连载的日本记者所写的《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长文;以后又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毛泽东、周恩来的6篇访谈录。这几次都是周恩来亲自指示刊登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参考消息》的最资深干部殷新程率先从《参考资料》以外选了一些稿件,记得有《20世纪大事记》、《义犬救主》等等,刊登在《参考消息》上。因为次数不算频繁,稿件受读者欢迎,又没有引起任何有关方面的注意或制止,这种“偷跑”或说是打破做“摘要版”传统的尝试,就算是被默认了。这是在粉碎“四人帮”后接任参编部主任的方实主持工作时出现的事。直到1983年,这种做法才在社党组会上被确认。

  我兼管《参考消息》后,对它提出的第一个建议是调整版面。“文化大革命”中,《参考消息》四个版的版面分配(一版要闻、反美斗争,二版苏美矛盾,三版其他重要新闻,四版对中国反应),是1971年时周恩来下达的指示,整个70年代一直沿袭下来。不管国际形势发生什么变化,党的方针任务有了什么改变、调整,没有人去考虑变动它。我的建议是将一、四版登要闻、动态,二版围绕一个主题搞成大专栏,三版搞成分类的小专栏,偏重知识性。我没有直接向《参考消息》编辑部提出,而是在征求了部领导班子同意并经过社领导点头后,才在《参考消息》编辑部内布置推行,这样在编辑人员中也没有遇到阻力。倒是外面有一些熟人向我提出质疑,担心《参考消息》信息量大、消息多的特色被淡化,劝我不要走“杂志化”的路子。二版的“大专栏”,实行起来本来难度就大,又因为读者中有这样的担心,实行了一个时期后,又作了调整,二版又恢复了登动态新闻。

  《参考消息》调整版面后,带来的两个新情况都是我事先未料到的:一个是进一步推动了编辑们到《参考资料》外去选材;另一个是增加了和社总编室副总编们的意见分歧。前一个现象,是编辑们为办好《参考消息》而努力的积极性的表现,尽管我事先未料到,但我能理解;后一个我则全无思想准备。

  与社总编室副总编们的分歧意见,并没有发生在《参考消息》是否打破做《参考资料》“摘要版”的传统工作方法上,而是主要集中在所选出的一些具体稿件上,尤其是第三版小专栏的稿件上。过去,《参考消息》的样稿,社总编室的副总编只是浏览一下,很少发表意见,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要说话、要表态了。自从《参考消息》调整版面以后,在《参考消息》的样稿上,经常看到被“枪毙”的稿件,并且没有说明理由。这些被“枪毙”的稿件,大多是从港台报刊上选出的涉台稿件。

  记得有一篇从台湾报纸上选出的题为《源》的文章,也被社总编室值班的副总编给“枪毙”了。这篇稿件的内容,讲的是台湾居民主要是从大陆迁徙过去的历史。我理解编辑选择这篇稿件的想法是要从一个侧面说明祖国统一的道理,而不理解社总编室副总编为什么要“枪毙”它。我把被“枪毙”的《参考消息》样稿留存了一些,向部主任陈理昂汇报以后,建议请主管参编部工作的副社长召集一次社总编室和参编部领导的联席会议,沟通一下意见,解决分歧。陈理昂支持我的建议。

  “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一级领导对各编辑部的领导采取什么体制我不了解,粉碎“四人帮”后仿佛又恢复到“文化大革命”前,由一位副社长主管参编部的工作,从政治到业务,参编部有事都去请示主管副社长。这时主管参编部的是两年前调任新华社副社长的刘敬之。汇报上去后,刘敬之接受了参编部的建议,亲自布置召开并主持了社总编室和参编部领导的联席会议。

  当天上午,陈理昂和我携带着被社总编室“枪毙”了的《参考消息》样稿提前到会。社总编室来了一位副总编。我说了《参考消息》编辑们选稿的考虑,请求解释被“枪毙”的原因。那位副总编只是坐着听,一言不发,也不知道是接受了参编部的说明,还是不同意,弄得大家好不尴尬。最后,刘敬之只得说,以后你们商量着办吧。会议无果而散。

  会后,《参考消息》仍按自己对形势、任务的了解选材,社总编室副总编们也依然行使他们认为该“枪毙”就“枪毙”的权力。这个问题直到冯健出任副社长兼社总编辑,把社总编室的几位副总编和各编辑部的主要负责人组成一个编委会,每周开会讨论报道问题,上下意见分歧的矛盾才大体上得以解决。

  我离休后,有一次遇到一位比较熟悉的也离休了的社总编室原副总编,向他请教那时社总编室为何对《参考消息》稿件看得那么严。他苦笑着说,社长嘱咐我们要把好关,我们把关的标准就是凡政策没有明确规定的问题就不要登。

  2007年3月1日,是《参考消息》报问世50周年的日子。《参考消息》是在批判斯大林、破除僵化思想的背景下于1957年诞生的,是一项打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新政”。50年来,它一直以“教育人民”为宗旨,以刊登外国和台、港、澳地区的通讯社、报刊等媒体上的材料为内容,从而保持了毛泽东当年说的“天下独一无二的报纸”的地位,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小小的构件。

  当然,50年来,《参考消息》报不是一成不变的。老读者一眼就能看出,它的篇幅从四开四版增加到四开八版,每周还要增加出版“专刊”、“副刊”、“特刊”各一次,每刊都是八版,其余时间还有“地方参考版”,俨然是一份有相当厚度的报纸,而不再是“小报”了。进入21世纪,它更从原来新华社参考材料编辑部(简称“参编部”)分离出来,成立了独立的参考消息报社。

  其实,它的最大变化,从报纸性质来说,是从“内部刊物”变成公开发行,报纸刊头下的4个小字“内部刊物”悄然消失了,读者可以在全国各地报摊上以低廉的价格买到它。这向世人展示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信息的开放程度大大增加。30多年前,周恩来在向法国总统德斯坦介绍发行《参考消息》的意义时说,“中国人不怕资本主义思想(宣传)”,确实如此。

  这个变化不是一朝一夕就出现的。它和中国其他改革开放措施一样,都是渐进的,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参考消息》在开始这个过程时,笔者恰好在新华社的参考材料编辑部工作,亲历了其间的一些变化。现在,笔者把改革开放初期它从“内部刊物”变成公开发行过程中一些有趣的故事回忆出来并告诉读者,对关心和想了解它的人,或许是一件有益的事。

  《参考消息》发行的黄金时期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一段时间,是《参考消息》发行的黄金时期,1979年达到900多万份,不仅在中国报纸的发行量中独占鳌头,就是在世界报纸的发行量中也是前几名。出现这种情况,可以说有多种原因。

  第一个原因,应该归之于20世纪70年代中央调整对外策略。为让全国人民了解时代形势,毛泽东下令扩大《参考消息》的阅读范围,打破当时只允许中层干部以上和一定范围的知识界的订阅限制,要求全国共产党的每个支部,包括工、农、兵、学、商等各条战线,都要有一份《参考消息》。这样一来,《参考消息》的发行量便从长期的几十万份一下子升到百万份。

  第二个原因,是《参考消息》在“文化大革命”中做了好事,时间刚过不久,读者还没有遗忘。特别是《参考消息》的阅读范围扩大到基层后,初次接触到它的读者,看到了它的大量独有报道是其他媒体上没有的。这其中尤其令人难忘的报道至少有两回:一回是《参考消息》刊登的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同毛泽东、周恩来的6篇访谈录;一回是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后,《参考消息》一连20多天每天用两三个整版篇幅刊登国外有关的反应,与当时被“四人帮”控制的其他国内报纸大不相同。

  第三个原因,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大规模落实干部政策。“文化大革命”前的《参考消息》,它的读者是“限制性”的,对行政级别、职业性质都有规定,能够阅读《参考消息》,代表此人的一种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文化大革命”中不知有多少干部、知识分子在“革命”和“专政”的口号下被取消了《参考消息》的阅读资格,我自己就是其中之一,直到林彪事件后才得以恢复。“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落实干部政策,被取消阅读《参考消息》资格的干部纷纷要求恢复阅读资格,甚至把能否阅读《参考消息》当成衡量干部政策是否完全落实的标志之一。那时参编部每天不知要收到多少来信,要求帮助解决这个问题。过去《参考消息》一般都是邮局送到订户所在单位,由收发室分发,叫做“集订集送”,“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由于各种变化,读者纷纷要求邮局直接送到户。这些都迫使参编部和邮局打交道,替读者呼吁争取。

  第四个原因,是当时发生的和我国有关的几件大事,吸引着读者想从《参考消息》上得到更多的消息,这就是中美正式建交、邓小平访美和对越南的自卫反击战。尤其是后者,当时中央作出了一个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每日战报,新华社不作公开报道,而由《参考消息》独家公布,只有《参考消息》的读者才能了解每日战况。

  上述四个原因,又可以归结为两方面,即行政力量对报纸发行量的影响和《参考消息》本身确有独家报道的优势。这两个方面,对于《参考消息》的发行量能够攀上巅峰大概有密切关系。

  突破做《参考资料》“摘要版”的传统

  1980年,我被调到参考材料编辑部的领导岗位。当时参编部主管的刊物有10多种,《参考消息》是其中之一,当然是发行量最大的。在部领导的分工上,我除原管的值班室工作外,部主任陈理昂要我兼管《参考消息》。他说服我的理由,是我有曾经在报纸工作的经历。按照“首先为中央服务”的方针,在众多刊物中,无论如何,《参考消息》的工作排不上第一位。当时,《参考消息》的发行量已经开始出现下滑趋势,而且一掉就是百万份。这当然是一件大事,参编部领导班子着急,社党组也专门为此开了会。对于读者希望从《参考消息》上多看到一些有关外国人看中国的信息,上下都持审慎态度。当时参编部的领导班子对发行量下滑情况的认识,偏重于新出现的报刊市场竞争,希望《参考消息》能适应市场竞争,改进自己的编辑工作和发行工作。《参考消息》编辑组的同志大体也是这种认识。因此,编辑们一门心思在编辑方面下工夫,力求打破现状,制止发行量下滑。

  《参考消息》的现状是什么?从工作方法和材料来源两个方面来说,从1957年《参考消息》报问世开始,它就是从《参考资料》(参编部的主要产品,只供党和国家高级干部及有关单位阅读)中选材。形象地说,《参考消息》是《参考资料》的“摘要版”,《参考消息》的编辑工作是《参考资料》的深加工工作。从信息管理的角度来说,就是《参考消息》读者所能知道的信息,必须局限于中央已经知道的信息范围内,超前知道是不允许的。打破现状,就是打破从《参考资料》中选材的局限。

  《参考消息》刊登《参考资料》以外的材料,在粉碎“四人帮”以前只有极少数几次。譬如:1965年印度尼西亚发生屠杀印尼共产党的政变时,配合发表了1927年中国国民党“清共”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教训的文章;1969年连载的日本记者所写的《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长文;以后又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毛泽东、周恩来的6篇访谈录。这几次都是周恩来亲自指示刊登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参考消息》的最资深干部殷新程率先从《参考资料》以外选了一些稿件,记得有《20世纪大事记》、《义犬救主》等等,刊登在《参考消息》上。因为次数不算频繁,稿件受读者欢迎,又没有引起任何有关方面的注意或制止,这种“偷跑”或说是打破做“摘要版”传统的尝试,就算是被默认了。这是在粉碎“四人帮”后接任参编部主任的方实主持工作时出现的事。直到1983年,这种做法才在社党组会上被确认。

  我兼管《参考消息》后,对它提出的第一个建议是调整版面。“文化大革命”中,《参考消息》四个版的版面分配(一版要闻、反美斗争,二版苏美矛盾,三版其他重要新闻,四版对中国反应),是1971年时周恩来下达的指示,整个70年代一直沿袭下来。不管国际形势发生什么变化,党的方针任务有了什么改变、调整,没有人去考虑变动它。我的建议是将一、四版登要闻、动态,二版围绕一个主题搞成大专栏,三版搞成分类的小专栏,偏重知识性。我没有直接向《参考消息》编辑部提出,而是在征求了部领导班子同意并经过社领导点头后,才在《参考消息》编辑部内布置推行,这样在编辑人员中也没有遇到阻力。倒是外面有一些熟人向我提出质疑,担心《参考消息》信息量大、消息多的特色被淡化,劝我不要走“杂志化”的路子。二版的“大专栏”,实行起来本来难度就大,又因为读者中有这样的担心,实行了一个时期后,又作了调整,二版又恢复了登动态新闻。

  《参考消息》调整版面后,带来的两个新情况都是我事先未料到的:一个是进一步推动了编辑们到《参考资料》外去选材;另一个是增加了和社总编室副总编们的意见分歧。前一个现象,是编辑们为办好《参考消息》而努力的积极性的表现,尽管我事先未料到,但我能理解;后一个我则全无思想准备。

  与社总编室副总编们的分歧意见,并没有发生在《参考消息》是否打破做《参考资料》“摘要版”的传统工作方法上,而是主要集中在所选出的一些具体稿件上,尤其是第三版小专栏的稿件上。过去,《参考消息》的样稿,社总编室的副总编只是浏览一下,很少发表意见,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要说话、要表态了。自从《参考消息》调整版面以后,在《参考消息》的样稿上,经常看到被“枪毙”的稿件,并且没有说明理由。这些被“枪毙”的稿件,大多是从港台报刊上选出的涉台稿件。

  记得有一篇从台湾报纸上选出的题为《源》的文章,也被社总编室值班的副总编给“枪毙”了。这篇稿件的内容,讲的是台湾居民主要是从大陆迁徙过去的历史。我理解编辑选择这篇稿件的想法是要从一个侧面说明祖国统一的道理,而不理解社总编室副总编为什么要“枪毙”它。我把被“枪毙”的《参考消息》样稿留存了一些,向部主任陈理昂汇报以后,建议请主管参编部工作的副社长召集一次社总编室和参编部领导的联席会议,沟通一下意见,解决分歧。陈理昂支持我的建议。

  “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一级领导对各编辑部的领导采取什么体制我不了解,粉碎“四人帮”后仿佛又恢复到“文化大革命”前,由一位副社长主管参编部的工作,从政治到业务,参编部有事都去请示主管副社长。这时主管参编部的是两年前调任新华社副社长的刘敬之。汇报上去后,刘敬之接受了参编部的建议,亲自布置召开并主持了社总编室和参编部领导的联席会议。

  当天上午,陈理昂和我携带着被社总编室“枪毙”了的《参考消息》样稿提前到会。社总编室来了一位副总编。我说了《参考消息》编辑们选稿的考虑,请求解释被“枪毙”的原因。那位副总编只是坐着听,一言不发,也不知道是接受了参编部的说明,还是不同意,弄得大家好不尴尬。最后,刘敬之只得说,以后你们商量着办吧。会议无果而散。

  会后,《参考消息》仍按自己对形势、任务的了解选材,社总编室副总编们也依然行使他们认为该“枪毙”就“枪毙”的权力。这个问题直到冯健出任副社长兼社总编辑,把社总编室的几位副总编和各编辑部的主要负责人组成一个编委会,每周开会讨论报道问题,上下意见分歧的矛盾才大体上得以解决。

  我离休后,有一次遇到一位比较熟悉的也离休了的社总编室原副总编,向他请教那时社总编室为何对《参考消息》稿件看得那么严。他苦笑着说,社长嘱咐我们要把好关,我们把关的标准就是凡政策没有明确规定的问题就不要登。

  刊发新华社驻外记者采写的参考报道

  扩大《参考消息》稿源的另一方法,是刊登新华社驻外记者写的内参稿件。这是参编部主任陈理昂提出的建议。

  这些内参稿件的内容,没有什么机密性,无需在密级较高的《内部参考》中刊登,但它是中国记者在国外第一线的观察所得或者是在当地亲自采访的报道,按当时新华社国际报道的发稿标准,又不能发公开的国际新闻。陈理昂的建议,扩大了《参考消息》的稿源,增加了独家报道,又为驻外记者来稿寻找到出路,因此获得了社领导的支持和批准。

  对于《参考消息》刊登驻外记者写的稿件,也有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参考消息》应该只刊登国外和台、港、澳媒体上面我们看不到的材料,不要刊登新华社记者写的材料;也有人认为,《参考消息》拥有广泛的读者,订户超过国内任何一家报刊,既然能在《参考消息》上刊出新华社驻外记者的稿件,新华社的国际报道为何不公开发表?

  当然,说归说,《参考消息》还是执行了经社领导批准的意见,刊登了驻外记者采写的参考报道。后来,给《参考消息》写参考报道又发展成为新华社驻外记者的任务之一;《参考消息》从20世纪90年代开辟的“专刊”、“副刊”、“特刊”,也成为新华社驻外记者和特邀的我国驻外人员发表所写的参考报道的园地。

  《参考消息》第一次刊登的新华社驻外记者采写的参考报道,是驻摩洛哥记者陆成哲写的关于我国华侨在北非生活和投资经商的情况。稿件是参编部主任陈理昂亲自挑选并刊登在第三版上的。后来,我在新华社的《内部参考》上看到时任新华社国内部主任杜导正率团赴日本考察农业归来后写的长篇内部报道,觉得对中国很有参考价值,文章也没有机密性,便和杜导正联系,建议他略作修改,在《参考消息》二版上半部连载刊出。

  1983年,新华社国际部主任李延宁奉调出任新华社华盛顿分社社长。行前,我找他商量给《参考消息》写稿的事。当时他正发愁自己写的稿件没有出路,便慨然应允了。他到美国后,经常写来对美国的观察,《参考消息》也在二版下方给他留下“地盘”,在他任职期间,那里几乎成了他的署名专栏。

  刊登驻外记者写的参考报道,也促进了参编部编译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没有经过动员布置,此后每个地区只要发生重大事件,就能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专门的或连载的编译材料,这些材料也没有先登在《参考资料》上。《参考消息》原来只刊登外电外报的纯粹翻译材料,这种编译材料主要是根据外电外报客观地提供事实、背景,报道外界对事物的反应、分析和展望,没有我们自己的评价。可以说,此举是在《参考消息》上开辟了一种新的报道形式,获得了读者的好评,就连社长穆青对一些报道也表示过赞许,参考报道也因此被列入全社好稿评选范围。

  新的报道形式也为参编部干部展示自己的才华提供了新的平台。改革开放初期,经常在《参考消息》上编译介绍美国社会情况的北美组组长戴增义,就因此被公认为美国问题专家。在实行专业职称制度初期,新华社评定编辑系列高级职称时,戴增义被一致通过为高级编辑。经常编译连载参考报道的张国良、夏海涛、詹得雄等,先后到参编部领导岗位上担任职务。

  一些精彩的、符合社会需要的连载,也被出版社看中,印成单行本发行,记忆中有《石油大鳄》、《美国五十州》等好几本。

  为了美化版面,让读者更加注意参考编译人员写的连载,后来每篇连载上都增加了特制的美术题头。速写画家李燕生便是这时参加到《参考消息》的队伍中来的。

  现在,《参考消息》报上还不时出现编译连载,大概可以算作改革开放初期开创的一个保留节目吧!

  让出“出口转内销”阵地

  改革开放初期,《参考消息》在编辑工作方面,不是只有扩大稿源这一个方面,在另一个方面,影响较大的,是把最受读者关注和欢迎的亮点阵地让出。这个亮点阵地,就是外国记者报道的对中国领导人的访谈记录,在参编部内被称为“出口转内销”。

  “出口转内销”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传统做法。它产生的背景,是在被封锁包围的环境中,自己的对外宣传力量又极其薄弱的条件下,领导人想出的一个宣传自己的办法。最早的“出口转内销”,大概可以追溯到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陕北时对中共领导人的采访和他结束访问后写出的《西行漫记》。这本书最早的“内销”市场是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国人,其影响之大,及于几代人。以后又有1937年10月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特兰就抗日战争早期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的谈话;1946年8月毛泽东和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就抗日战争胜利后国际和中国的形势及前途的谈话。这两篇著名的谈话记录,现在人们都可以在《毛泽东选集》中看到。

  因为这种“出口转内销”的做法效果好,建国以后便沿袭下来。不过据说又多了一个理由,就是让外国人替我们讲,我们可以对其内容不承担责任,而《参考消息》转“内销”后,中国人同样可以及时知道自己的领导人对外说了些什么。正因为如此,《参考消息》上的“出口转内销”报道,就成为广大读者最关心和欢迎的栏目。

  既然“出口转内销”有如此好处和受读者关心欢迎,《参考消息》又为何让出这个阵地呢?

  1980年4月,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来中国访问。她是一位著名的长于采访各国领导人的记者,善于当面提出敏感、尖锐的问题要求领导人回答,是有名的“辣椒”。这次来中国,她要求采访邓小平。邓小平接受了她的采访要求。在结束谈话后,邓小平还就回答是否“及格”询问了她的意见,法拉奇当场表示满意。法拉奇回国后,发表了她访问中国的报道和对邓小平的访谈录,引起了国际注意。参编部收到后,赶译出来,准备在《参考消息》上刊登。

  我拿了译好的稿件到社机要室借阅我国接待单位关于邓小平接受法拉奇采访时的正式记录,以便核对法拉奇的报道有无出入。机要室人员找出了正式记录,我刚要办借阅手续,社总编室的一位值班副总编忽然走了过来加以制止。我向他说明了借阅的目的,告诉他《参考消息》准备刊登的是法拉奇写的报道,不是我方的正式记录,而这样做是新华社的传统做法。这位副总编仍然不同意,也不说明理由。我见无法沟通,只有要他一同去找社长曾涛。

  我向曾涛重申了我的目的和理由后,曾涛考虑了一阵,最后作出裁决:法拉奇的报道,《参考消息》这次不登了,改由《半月谈》发表;以后外国记者对我国领导人的访谈记录,一律由新华社公开报道。我当然只能接受曾涛这个裁决。因为《半月谈》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新华社和中宣部合办的新刊物,其前身是“文化大革命”中停刊的《时事手册》。《半月谈》的发行量虽不及《参考消息》,但能为新华社的这份新刊物增加点声望,没有什么不好。

  隔了一段时间我才知道,原来法拉奇访问邓小平后,新华社曾经发过一个消息,不过只是程序性的,没有实质内容。这种做法当时就受到胡耀邦的批评,指示以后中国领导人接见外国记者,谈话涉及全国性政策和宣示了重大决定的,新华社都要立刻作公开报道。曾涛对如何处理法拉奇报道一稿作出的裁决,其根据即在此。这样,《参考消息》就让出了“出口转内销”的阵地。

  让出“出口转内销”阵地,并不意味着《参考消息》不再作为中央领导人向公众传达特殊信息的特殊渠道了。在《参考消息》刊头下仍然印有“内部刊物”的年代里,我亲历过并且印象清晰的报道就有好几次。

  1982年春季有一个时期,国际上对邓小平的健康状况以及政治地位猜测纷纷,甚至影响到国内也有人跟着谣传。一天,参编部忽然收到一封从“汪锋办公室”送来的信。汪锋是谁?我只知道“文化大革命”前他已经是一位省部级以上的领导,而当时任什么职务,就不清楚了。拆开信封一看,里面装的是意大利《时代报》一位驻北京记者所写稿件的中文译文,稿纸上端有邓小平的亲笔批示:“送《参考消息》发表。”文章内容前一部分就是在北京外国记者圈内当时关于邓小平的种种传言和猜测,后一部分是记者根据自己采访观察的结果,列举事实说明邓小平安然无恙。根据邓小平对文章的批示,《参考消息》当年3月的某天在第一版下部用较大篇幅刊登了这篇报道,目的当然是为了澄清国内外关于邓小平的谣言。这是国内其他媒体不便公开做的事,而只能由《参考消息》发挥其特殊作用。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公布后,社会思潮顿时活跃起来。社会上对民主、自由有一种看法,误以为今后可以效仿西方国家随意上街游行示威了。针对这种情况,为了弄清西方国家的真实情况,胡耀邦指示《参考消息》刊登一些介绍西方国家关于群众示威游行的管理条例。因为这种材料不是日常时事新闻中就有的,《参考消息》派专人查阅了资料,组织了报道,刊登在三版显著位置,而且不止一篇。这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有关法律几年前的事。

  长江三峡大坝工程现在人人皆知是世界级跨世纪的宏伟工程,这项工程的决策定案,也经历了近40年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中期,关于兴建这项工程的争论又重新泛起。这时,胡耀邦给新华社参编部送来了一份水电部的一个代表团对埃及阿斯旺大坝的考察报告,批示在《参考消息》上刊登。很明显,这是用一种特殊方式告诉关心长江三峡大坝工程是否要很快兴建的人们,对这么巨大的工程决策,必须经过充分细致的调查研究和论证,而且调查研究正在进行中。当时,参编部内有的同志认为,《参考消息》上刊登这种官式总结让人“倒胃口”,但我们还是执行了总书记的指示,在1985年5月6日《参考消息》第二版上半部刊登了它,让读者自己去理解。

  以上几个事例说明,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央领导人仍然将《参考消息》作为传达某些不便用或难于用其他媒体传达的信息的特殊渠道。按照现在的观点,大概就是一种“导向”吧。只不过它是在一种特定问题上的导向,而不是普遍意义上的导向。故事还有,只是这几个在我记忆中特别深刻。

  中央领导人不只把《参考消息》当作传达特殊信息的工具,还经常对《参考消息》上刊登的外国记者报道中国情况时的批评、建议作出内部批示,督促地方和有关部门注意这些批评、建议,改进自己的工作。从这种互动来看,《参考消息》也成为一个舆论监督的工具。

  “周末版”和《参考消息专辑》的出现

  与《参考消息》版面调整有关的另一件事是出版“周末版”,这是发生在1984年的事。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各报都在力求活泼版面,而《参考消息》发行量的下滑趋势还未停止,这迫使我们不得不为它继续开动脑筋。有的报纸出版了“周末版”,我想这也是一个路子。

  1984年初在社里的一次聚会上,正好我的座次和副社长冯健相邻。我试探着向他提出:《参考消息》能不能办“周末版”?他反向我问道:“你是不是想让报纸‘软’一点?”

  “软”是1957年鸣放、反右时期中国新闻界出现的一个专有名词。我当时设想的《参考消息》“周末版”,只是想让版面活泼一点,内容多样化一些,能够吸引读者,还没有把它概括成“软”。冯健这么一问,我便顺口回答说:“也可以这么说吧。”没想到,他考虑了一会儿,回答说:“可以吧!”

  我回到报社心里挺高兴,心想冯健办事痛快,也没有写正式报告要求批准,就直接在参编部中布置下去,调了新华社进城以来就从事参考报道工作的老编辑李抹陈专门负责“周末版”。1984年5月19日,《参考消息》第一个“周末版”就同读者见面了。

  然而,第一个“周末版”没有在读者中获得特别反响,原因就是动手太仓促,酝酿不充分,策划不周全,没有做好事前宣传工作。但是,“周末版”还是办了下来,而且越办越好,读者反应也越来越热烈,甚至有读者来信希望整个《参考消息》都办成“周末版”。这就为以后办好和再往后开设“专刊”、“副刊”、“特刊”打开了一个思路。

  还有一件事虽然和《参考消息》本身改进编辑工作没有直接关系,但因挂上了《参考消息》的招牌,在此还应该提一下,这就是出版《参考消息专辑》。

  出版专辑,原是参考报道工作中的一项传统,早在20世纪50年代参编部成立时就开始了,在“文化大革命”中以至粉碎“四人帮”后一个时期都没有停止过。只是专辑有的挂在《参考资料》名下,称为《参考资料专辑》;有的什么刊物名称都没有,在参编部内被称为“白皮书”。专辑的出版时间也不固定,视工作需要和编译力量而定,有的是上边出的题目,参编部组织力量完成的。这些专辑,发送的对象不同,但都是内部的,免费随有关刊物发到订户手中,就是没有《参考消息》订户的份。

  改革开放初期,专辑工作的改革是:换了招牌,从《参考资料专辑》改成《参考消息专辑》;发行对象也从随其他内部刊物订户免费发送改为面向社会,出版前先在《参考消息》上广告公示,需要的订户先缴费预订,订户没有条件限制,尽量满足需要,同时避免造成浪费。简言之,就是扩大这一部分信息的开放程度,取消读者的限制条件,变免费提供为有偿服务。

  《参考消息专辑》的内容仍是围绕中央提出的三大任务选材:保卫世界和平、实现四个现代化、统一祖国;再就是增加一个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外部反应,这是《参考消息》读者关心的热点课题。它没有具体的编辑出版计划,而是视信息开发情况和编译力量而定,可以说是“短、平、快”或“现炒现卖”的办法。

  我约略查了一下,从1983年下半年到1986年底,也就是从《参考消息专辑》出版第1期《中国农村的伟大变革――海外人士评中国农村生产责任制》到我离休,不到4年的时间里,共计出版了28期。其中的《日美欧苏是怎样发展科技的》、《举世瞩目的伟大试验――外国报刊谈中国改革》、《现代世界的政治体制》、《21世纪新领域》等,都是其他媒体没有发表过的,都是第一次和中国读者见面。

  出版专辑,中国读者可以用最省钱的、最便捷的方法读到丰富的信息,对于人们了解世界大有好处。当时国家领导人胡耀邦、陈云等,就曾派人来订购他们感兴趣的《参考消息专辑》。

  中缝刊登广告与“内部刊物”4个字的悄然消失

  《参考消息》中缝刊登广告,与《参考消息》的编辑工作没有直接关系,但又是改革开放初期《参考消息》的一项创新工作,给新华社的广告事业也带了头。

  我分管《参考消息》后,建议版面进行调整,但总感觉一、四版和二、三版之间的两个中缝长期空置而没有利用起来太可惜。当时参编部正在恢复和建立内部各项管理制度,要巩固这些制度需要激励机制,需要一定的经济力量支持,我想可以利用《参考消息》两个中缝刊登广告,搞一些收入。恰好部办公室主任李鸿林也建议《参考消息》刊登广告。我俩联合向参编部领导班子提出这个建议,获得一致支持,并决定让李鸿林到社办公会议上去备案。不想在社办公会议上,一位社副秘书长当头一盆冷水泼下来:“你们要搞资本主义啊?!”虽有这样的看法,但社办公会议没有作出明确不准刊登广告的意见。李鸿林回来一说,参编部副主任杨效农听后发火道:“什么搞资本主义?批评由我承担。”这样,参编部领导班子再一次下了决心,开辟《参考消息》的广告事业。这是1980年春天的事。

  建国后,报纸很少有刊登广告的。《参考消息》刊登广告,我不知能排上第几名,在新华社中这确实是一件带头的事。从此,新华社也利用自己掌握的有形媒体阵地开始了广告事业。发展到现在,全国没有一家媒体不刊登广告的。

  10年以后,随着《参考消息》的篇幅增加,给广告提供的空间也愈来愈大,广告的年收入很快就超过亿元大关,成为新华社财务收入的主要支柱之一,远远超过了我们当初的预期。

  《参考消息》的发行工作,一直是通过邮局进行的。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参考消息》编辑部从来没有同邮局系统打过交道。“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参考消息》编辑部收到有关订阅方面的来信突然增加,被迫和邮局打起交道。发行量下滑后,编辑部派出一些人到各地了解情况,不可避免地也向地方邮局作调查。通过调查,了解到各地大专院校还存在很大空间,而这里本是开放阅读《参考消息》的。为加强青年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1984年底,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和国家教委主任李鹏先后作出批示,国家教委在1985年1月还发出文件,要求全国高等院校校方给所有学生每间宿舍订一份《人民日报》和一份《参考消息》。1986年8月,《参考消息》专门开了发行会议,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国家教委和邮政总局都派人参加了。这大概是最后一次行政力量支持《参考消息》的发行工作。就在此次会议前的1985年1月1日,《参考消息》报头下的“内部刊物”4个字已经中宣部同意变成了“限国内发行”。这时,《参考消息》报的发行已不完全依靠邮局订阅,开始允许上报摊零售而成为完全公开发行的报纸了。隔了不久,连这几个小字也没有了,只是在主管机关内部登记时,作为“国内发行”报纸。

  从“内部刊物”到摆上报摊公开叫卖,《参考消息》在改革开放初期用了七八年的时间才完成这一转换过程,这个过程完全是顺其自然的。尽管这期间的各种措施都是为了阻止报纸发行量的下滑,但是没有任何一级组织或领导人把它从“内部刊物”变成公开报纸作为预定的、有计划的目标。实际上,早在《参考消息》报出版的第二天,1957年3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出版《参考消息》报时,指着报头下的几个小字(当时是“内部刊物,不得遗失”8个字)说:“什么‘不得遗失’?人家遗失了,有什么要紧!不要那么多禁令,就是要我们的人见世面,要懂得外界的事情。”

  时至今日,经过20多年的拼搏,《参考消息》报虽然主要仍是通过邮局订阅,但其发行量完全依靠市场,行政力量对它已经没有什么影响了。在多年的市场调查中,全中国日报的发行量记录表明,《参考消息》报仍然连年拔得头筹。在市场竞争激烈的环境下,这是一件多么可贺和不容易的事!这个事实也表明,中国社会对《参考消息》报是肯定的,是需要的。(张辛民)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史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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